从上节的叙述能够准确的看出，印度软件产业初期发展的动因是为了缓解外汇紧缺的矛盾。但是，到了1999年，印度政府激励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有了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带有国家前途的根本性考量。

  （1）允许建立全额外资企业。外方用技术诀窍转让费、版税、股息投资的本息，在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后，可全部汇往国外。

  （3）允许进口二手资产货物，也免征关税。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印度企业的管理成本大幅下降。

  （4）注册企业的货物在海关保税期为5年，若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可延长到10年。

  （5）注册企业在国内采购计算机和网络产品，免交地方税。印度的进出口关税是国税，但在任何国内市场采购，要交相应的地方税，类似于我国的零售增值税。

  （8）1999-2009年间，软件企业免交公司所得税。而计算机等印度政府鼓励投资的硬件生产企业的税赋为：8%的综合税（在经济发达邦则为12%的中央消费税）、4%的增值税（VAT）、1%的后勤税（logistics），总计税赋13%（经济发达邦则为17%）。2006年5月印度通过的“经济特区法案”规定，如果硬件生产企业落户在经济特区（SEZ）内，则能够轻松的享受10年完全免除综合税（aggregate duty）或中央消费税（central excise duty）的优惠，之后5年再减免30%（经济发达邦为50%）。这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减免税收的政策。

  与此相对照，一般性印度企业则要缴纳：30%所得税、2%-3%红利分配税、2%-3%附加福利税（Fringe Benefit Tax）、3%教育投资税和2%的低通货膨胀税，合计税率竟高达40%。

  （9）相应地，软件园区注册企业一定承担5年内出口25万美元的出口义务，或出口该企业进口货物到岸价（CIF）5倍的产品。

  这10条政策一经发布，立刻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到印度淘金”的浪潮。中国华为技术公司在1999年选择了印度作为其最大的海外研发基地。到2006年，华为印度公司发展到1300人，95%是印度当地雇员。7年间，华为总部将所有技术骨干放到印度轮训。7年间，华为一举获得了软件企业最高的CMMI 5级资质认证。

  软件产业的巨头Infosys，1981年企业成立时，只有7人，区区300美元。到1992年只有300人，1999年也只达到3000人。而这以后企业的发展如脱缰的野马，迅速壮大起来：2002年达到2万人，2004年4万人，2006年一跃超过了6万人，2007年预计超过7.2万人，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年出售的收益超过31亿美元，并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另一大印度软件业巨头总部在孟买的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TCS）仅2005年至2006年新增雇员就达3.2万人，总数超过了8.9万人，企业年收入增长了41%，达到43亿美元。相比之下，财富（Fortune） 500强中最大的5家美国公司，只有沃尔玛（Wal-Mart）去年创造的就业机会能与印度软件巨头相媲美。

  印度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从发展速度上看，可完全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扩张速度惊人，近几年更是达到了每年40%的上涨的速度。但是，从总量来看，全部产值400亿美元弱，占全国年GDP不足5%，从业人数150万，仍然离“举足轻重”还有相当的距离。即便是这样，印度每年新增2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美国和欧洲的服务业大量萎缩，服务业的资金和就业岗位从欧美转移到了印度，这对美欧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造成了不小的压力。那么，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动因到底在哪里呢？

  很多人把印度软件产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动因归结为语言优势和在美国和英国有大量的移民。这种分析过于简单了。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为什么是爱尔兰而不是新西兰发展了软件产业，也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不是基础条件更好的南非、马来西亚、菲律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这些国家也都传承了英国的管理体制和司法制度，可是上帝却独独惠眼相中了基础条件更差、制度更僵化的印度？为什么相邻的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没有正真获得青睐？

  除却以上一些表观因素，作者觉得印度快速的提升的IT产业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动因。

  印度软件产业的背后是市场主宰一切、企业寻找最佳发展路线的结果。紧贴市场是印度软件产业有今天的最大动因。

  为了市场，印度IT产业走了一条畸形的产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商业流程外包（BPO）和IT服务业超强发展，而其他却很弱小。形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公司发展的自身选择，是市场主导的结果。由于BPO和IT服务业投资少、见效快，对基础设施建设依赖低，生产周期短，完全现金结算，这一切使得印度企业“避重就轻”，哪儿来钱快往哪儿钻。

  为了市场，政府退居二线，只提供服务，不做行政性引导带动。通常来说，一国政府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布局，引导力量是很强大的。往往政府更加看中所谓的战略性选择和对行业的带动作用。在IT行业中更看重操作系统、应用软件、芯片设计等带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性产业，这在政府引导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但可惜的是，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却往往被忽视了。印度政府在推动IT产业高质量发展时，放任由企业自己来选择发展趋势，甚至不惜舍弃了“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独立的产品、独占的市场占有率，而心甘情愿地成为数码“打工仔”。

  为了市场，印度更加侧重先进的销售体系，注重流程和方法，格外的重视服务质量和个性化服务。这些慢慢的变成了印度版的“自主创新”理念。

  笔者认为，对印度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另一大激励因素是印度政府的减免税收政策，即IT企业10年免交所得税。除却IT产业，印度还没有哪个其他产业有如此优惠的政策。长期以来，印度出口创汇的大户是珠宝加工、纺织品服装和矿产资源（主要是铁矿）。20世纪90年代初，为刺激出口，印度政府对一些有出口竞争力的行业实行鼓励政策，关税从过去的80%，一降再降，从65%到45%，最后到25%。其中纺织品的关税给予部分退税，总体降低到了12%的水平。即使是这样，企业还是要纳税，因没有税收，国库得不到充实，而且还要消耗印度的资源，这是赔本的买卖。

  基于这样的思维，印度企业游说政府，要把发展软件产业作为“无本万利”的生意来对待。的确，软件产业消耗很少，除了几台计算机和少量电力，几乎不依赖印度的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也不对印度资源消耗构成压力，没有对生态环境形成威胁，是一个非常“绿色”的产业。最终，印度政府采纳了免税政策，这是造成软件产业“一枝独秀”的主要因素。

  另外一个促使政府免税的还有不容易征税的因素。纯软件产业，全部往来都是信息流量，印度企业既没有自己的产品，也不在印度市场销售，很难用通常的征税方式来衡量。就是印度每年软件产业的产值，也是企业自己上报，一旦征税，估计企业的产值和利润会马上降下来。很多国际性的大企业，大量的资金流通都在海外，很难为印度税收部门所监管，这也是“纯软件”企业没办法征税的原因之一。

  免征IT企业所得税，不等于企业不出一分钱。我们在Infosys公司调研时发现，Infosys公司每年还是交出了其销售额12%的各种“税费”，包括土地购置附加税、软件园区管理费、职工附加福利税、教育投资税等，以及各种政治性捐助。印度企业与政党之间关系紧密，每逢大选的经费很多由企业捐助，政党主政后采取了工程发包再还给企业，形成。这也是造成印度政坛腐败的根源。

  所有到过班加罗尔“软件技术园”的人，无不惊叹印度软件企业的规模化效应：TCS 8.9万名员工，Infosys 7.2万名员工，Wipro 6.8万名员工；仅在班加罗尔市每年就吸引10万名以上的新毕业学生前来就业，这些人都是印度一流大学的人才。国际大型跨国企业纷纷选择班加罗尔作为海外研发基地。

  这些大企业，其内部管理已经完全模块化和流程化了。从人员招聘到合同文本，从标书规范到法律条文，从竞标评估到成本核算，从流程框架分析到质量控制，印度企业的管理都完全依照欧美企业管理规范在运行。外包企业内部建立了一整套业务流程管理，开发的各种数据包分析软件可以对不同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公司对外业务都非常规范，提交的报告、数据分析的可靠性、数据的安全性、公司的法律制度、各种咨询服务都非常齐备。这些都使得印度软件服务公司有很高的知名度，具有稳定和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造成对欧美企业“通吃”的行业垄断地位。

  对比中国的软件外包服务，美国弗里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 Inc.)研究表明，中国目前吸引的外包业务大多数来源于日本和韩国，但这两个国家的大公司更倾向于在中国建立自己的运营机构，而不是把业务外包给中国的第三方公司，因为中国没多少可供外包服务的大型公司。中国的外包服务目前只是小打小闹，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出现像印度的TCS、Infosys、Wipro等硕大无朋的“旗舰”型外包企业。中国的外包公司在技术解决的能力上表现优异，但是，中国公司不关注方法学研究，不注重竞标评估分析，疏于框架结构搭建，弱于质量控制和安全性保障，使得外国企业不敢把大的定单交给中国企业。尽管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建设和人才教育培训方面投下了巨额资金并且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外包服务更加讲究公司的管理、服务的品质和与客户打交道的能力等软因素的实力。而这方面，中国企业要比印度企业差了许多。

  印度在软件服务业的国际化道路上，选择的是“融合”战略，即依附于美欧等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与这些国家的大企业的发展捆绑在一起，形成某种伙伴式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发展的初级阶段不惜给这一些企业“点烟倒水”，做没有太多技术上的含金量的低级“脑力”劳动。印度人输出的是智力，而获得的是定单，对国内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压力都很低，不会对发展留下什么“后遗症”，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发展的捷径。

  外包是一个利润丰厚的服务业领域。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统计，作为世界软件外包服务“领头羊”的印度公司参与IT服务合同约占全球IT服务合同总金额的7%，因此在这一领域还有大量的空间有待开发。发达国家的GDP中，70%以上是服务行业，信息化在服务业的渗透愈来愈普遍，同时，可供外包的比重也慢慢变得大。这是一个“富矿”，而且“储量”还在一直增长。走国际化的道路，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跨国公司的经营中去，会给印度带来更加丰厚的回报。

  低端外包是服务产业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容易被更廉价的竞争者取代。占据外包服务产业链条中的高端位置，并且与低端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外包产业链，是发展外包产业必然的选择。最近，印度工业与商业协会（ASSOCHAM）在一项关于印度外包产业最新发展的调查研究中指出，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从被广泛接受的BPO出发，印度人发展出了知识流程外包（KPO）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延伸出商务转型外包（BTO）一个更高层次的外包形态。

  BPO在智力投入中，教育成本偏低，仍侧重于简单重复性的智力劳动，服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不高。BPO的特点是静态的、被动的、雇佣性质的“脑力劳动”。而KPO更突出了知识资本的作用，在BPO的基础上把服务向价值链的高端推进，但是没改变依据双方合同完成外包业务的模式，仍然是静态的、上下游的契约关系。KPO的服务更突出了专业方面技术人才的作用，如统计学家、经济计量学家、注册会计师、医生、律师和科学家等。许多西方公司把一些知识型的业务外包给印度的企业，开展技术统计分析、学习服务、动漫设计、内容设计、医患交流、法律咨询服务、知识产权研究、网络管理以及培训与咨询服务等。

  尽管高端服务业的人力资源数量低于低端服务业，但是，高端业务的收益却远高于低端。据印度预计，到2010年，低端BPO服务的就业人口能够达到82万，每人每小时的收益为8-11美元，年收益为22000美元，而高端KPO服务的就业人口为25万，每人每小时收益为24美元，年收益达到48000美元。

  BTO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外包的模式，要求承包企业根据一直在变化的环境或客户真正的需求与发包企业一同制定游戏规则，双方一同承担风险，保持互赢共生的伙伴关系。BTO承包商可以打破上下游的商业服务模式，对企业原有的业务流程提出改造和优化，双方在利益和风险分担方面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BTO的业务评价不是完成一项指定的业务，而是要根据公司通过外包后所提升的业绩或更好的客户关系来分成，因此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综合服务。在BTO模式下，承包商往往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责任和风险也相应增加，往往双方是一种紧密和长期的合作伙伴，共担风险的损失，共享赢利的成果。例如，银行帐单处理是典型的BPO，但进一步分析帐单，进行各种统计分析、模型分析，可以对银行管理提出财务管理的合理化建议，智力的作用更突出，KPO就应运而生了。在此基础上，与银行结成伙伴关系，帮助银行进行市场分析、并购风险分析、上市包装、资产管理、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最后使得银行成功实现经营转型，这成为更高层次上的外包服务内涵。承包公司与发包公司之间，形成了产业价值链的共生关系，对于承包公司来说，这种共生更体现了一种动态的、主动的和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当外包企业上升到了BTO的层面，其他的竞争者很难与之匹敌，外包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甚至与客户之间，建立起牢固的伙伴关系，形成了排他性的“俘获外包（Captive Outsourcing）”模式。

  印度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突出地表现在管理能力和与客户打交道的技能。印度人更加善于做CEO。这与印度的文化理念是分不开的。

  印度的商人是一个独特的人群。历史上，由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发展起来的专门从事农工商的经营和管理者群体，在本种姓之间通婚，有着共同的文化价值、商业理念和利益团体，使得工商阶层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结成了叔伯姨丈、姑舅姨妈、堂兄表弟的巨大关系网。他们相互提携，共同扶持，交流经验，指点广开财路的迷津。不管在婚礼上，还是乘坐交通工具时，陌生人之间通过交换名片和手机号，就可以结成相同种姓间的合作联系和人脉关系。非正式关系网的浓烈文化，已经转变成了印度国内外以印度商会和工业联合会形式存在的正式关系网。印度企业家协会（TiE）的分会遍及了从明尼苏达州到毛里求斯的各个地方。它是一个全球性关系网，包括了一万多名印度高级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目前至少有2000万印度裔分布于全球各地。高度流动的印度裔群体有着非常丰富的海外从商阅历和职场磨砺经验。由于针对受教育精英人士的签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灵活，许多人经常回国探亲，与印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让许多印度移民具备了一种优势，若时机成熟，就可以在经济稳步的增长、工作机会出现时返回印度经商。

  印度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印度精英教育严格，竞争环境激烈。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国家，一流大学只有20所左右，即使从一流大学毕业，又面临着十里挑一的职场淘汰赛。印度企业家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印度企业家常常在一个基础设施缺乏、民族矛盾复杂、官僚作风盛行的社会环境中打拼，若能够挣脱出来，来到一片像美国、英国那样公平开放的沃土上，他们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如鱼得水。

  印度扶持IT产业，采用“两条腿”走路方针，一条是政府支持的“软件技术园（STPI）”和鼓励出口的电子与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会（ESC）；另一条是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一个由企业自己组织起来、为企业利益服务的全国行业协会。

  1991年，印度信息与通讯技术部制定了软件技术园区计划，陆续在全国40个不同地方设立“软件技术园区中心”，由园区管理中心负责实施和管理这项计划。软件技术园区计划规定，软件技术园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联合公共部门或私人机构共同创建。每个软件技术园设立管理中心，行使政府的延伸职能，为公司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务。主要服务包括：为公司可以提供单一窗口服务，快速审批项目，理软件出口手续；以成本价格让成员企业优先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园内各种基础设施；为创业者提供孵化器服务。这其中，以班加罗尔、新德里的诺伊达和古尔岗、孟买的浦那、安德拉邦的海德拉巴和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最为出色。

  软件技术园在印度政府的扶持下，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包括国家风险基金、邦风险基金和私营风险基金，共同为风险资本注入了10亿卢比的基金，并将研发税的40％（每年约1亿卢比）用于对风险基金的补贴。风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全部免税。

  电子与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会（ESC）也是印度通讯与信息技术部于1991年后建立起来的自主性非营利机构，着眼于全球市场出口。ESC通过种种商业活动，把成员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系起来，把政府和企业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平台。ESC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全世界对口组织的信息网络，协助成员公司了解国际市场的动态、政策和商务环境，帮助收集软件市场的信息，做多元化的分析和研究工作，为政府和公司可以提供市场信息与建议，帮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ESC通过参加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组织具有促进性的活动，邀请外国代表团来访，组织市场考察等相关活动。

  最值得称道的是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的运作、管理和服务模式。该协会成立于1986年，是印度IT及其相关服务行业的尖端组织。协会管理人员总共48人，非常精干。截止2006年，已经有1200家IT软件服务公司成为了协会的成员，囊括了几乎所有知名软件企业。

  协会日常运行依靠会费维持，会费根据公司的销售额而定，2000万卢比以下，每年会费1万卢比；5-10亿卢比的企业，会费5万卢比；50亿以上企业，10万卢比等等。

  NASSCOM每年在全国各地举办200多场国际研讨会，内容非常有明确的目的性：人力资源管理、BPO、动漫技术、质量服务、工程研发、信息安全等，只要企业关注的议题，NASSCOM就会邀请国际有名的公司家来印度交流。每年，NASSCOM组织30多个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世界有潜在商机的国家，组织企业对流，扩大印度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定单。NASSCOM开发了“IT职业发展计划”，建立起IT人才的评估和培训标准，通过与印度人力资源部合作，在全国建立了20个软件人才资质评估中心，通过规范软件人才市场，向公司可以提供合格的人才。NASSCOM经常代表企业向政府游说，替软件企业争取利益。特别在政府出台减免企业所得税这条至关重要的政策时，NASSCOM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NASSCOM还与印度国家统计局合作，负责收集和整理印度IT产业年度数据，整理和出版年度报告和各种“通讯”。NASSCOM出版的各种统计报告和通讯远销全世界，成为获取印度IT产业信息的权威渠道。NASSCOM还提供会员的特别服务，对会员提出的各种要求，如市场动态、赢利商机，提供咨询服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NASSCOM慢慢的变成了印度软件业的窗口，成为一面了解印度软件产业的旗帜。

  从印度“两条腿”走路发展软件服务产业的经验看，政府扶持侧重在营造硬件环境和刺激出口，这与中国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类似，所不同的是印度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导，而中国的园区建设主要由省市在主导，中央主要出政策。但是，印度的另一条腿企业行业协会，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点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NASSCOM主要侧重在软环境建设。通过NASSCOM，把企业所关注的问题反映出来，把公司发展的信息采集起来，把国际动向及时回馈给企业，并代表企业游说各国际机构和印度政府，保障印度软件企业的利益。

  印度软件出口产业的快速地发展除了归因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和拥有一批熟悉国际市场的软件人才之外，还得益于印度拥有一套沿袭英国传统的与西方世界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便于与欧美软件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印度独立后，尽管其经济政策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其金融体系却基本上承袭英国统治时期的传统，银行体系运作有130年的历史，股票市场也有百年以上历史，期间没有中断和割裂。根据2006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对25个新兴市场的调查表明，印度金融系统和企业管理位列第6位，远高于中国的第19位。

  印度银行的坏帐率较低，不到10%，这与印度银行独立运行、自我管理有关，也与政府很少行政干预有关。这是印度人与中国相比感到自豪的一点。印度软件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从来不缺资金，银行都希望多贷款。由于印度软件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银行对企业的资金流动看管更加“严厉”，企业也更看重自身内部的有机增长，使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更充分。与中国相比，印度市场经济经验比较丰富，法律体系和现代企业制度比较完善，企业的管理上的水准较高，本土的大企业多，这些都是印度软件产业得以快速的提升的动因之一。

  对比以上所有的动因，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动因来自于印度政府的“深谋远虑”，力图举全国之力而为之，打造软件服务和外包产业，成为引领印度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当中国在2000年前后为发展道路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印度却悄然改变了发展趋势。那时，中国一致认为，信息化是后工业化的产物，信息化可以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提升工业化的质量和水平。很少人注意到，印度等国实践的结果却是信息化激励了高端服务业，带动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印度企业融入国际化的结果，不仅将资金而且将大量服务就业转移到了印度国内，国际服务业产业体系随之发生了调整，这是地球变得平坦的主因。

  按照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逻辑，农业社会的发展应该是进入工业化，只有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后工业阶段的信息化和高端服务才会有发展的条件。这并没有错。不过，这是依据本国国内发展条件做出的“逻辑思维”。而印度是把自身放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来审视，尽管印度国内对信息化和高端服务的需求并不旺盛，但是印度服务的对象是欧美，印度的信息化和高端服务便有了广阔的市场。

  印度人做出了自己的“隆中对”：欧美人占据了世界经济的“天时”；第二产业是中国人的“地利”，“诚不可与之争锋”，中国占据的是“人力”优势；但是第三产业印度却要引领世界的“办公室”，占据“人和”的智力优势！

  印度的选择，是一条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印度的这一举措，是要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选择融入国际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依靠。此事关乎国家的前途，必须要举全国之力而为之。印度力求甩掉其他几个国家，尽快占据高端服务业的战略制高点，特别是尽快拉大与潜在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迫使竞争对手无法与印度“过招”。如此这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会给软件企业免税，为何会让企业做强做大，在海外迅速扩张，一举成为超大型的“旗舰”的内因。

  纵观近二三十年的历史，爱尔兰可通过信息产业一举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芬兰从“森林国家”一举成为信息化强国。但是，小国的例子不足以有说服力，因为小国的经济依附性很强。印度是一个大国，而大国成功与否，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跨越的明证。

  经历了15年以上的打拼，印度全国GDP的比重，农业从28%下降到22%，服务业却超过了53%，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印度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收益：每公斤标准煤GDP产出达到0.72美元，而中国只有0.36美元，是中国效益指标的一倍，几乎处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印度实现了GDP 9%以上的增长幅度，资源却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环境压力也不大。这主要得益于印度经济稳步的增长主要依赖智力型产业扩张的结果。

  当然，印度终究是要发展制造业，不然就没有办法解决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不过当印度有一个融入世界高端的服务业作为后盾，对于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上的含金量，恐怕就不会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

  从以上的动因分析，能够准确的看出印度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有其深刻的战略思考，力图从传统的发展道路中拼杀出一条新型发展的“血路”。那么，印度是不是真的能成功了呢？印度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启迪人们？

  1．国家为了缓解外汇压力，释放出了优先发展软件产业这只“虎”，目的是要企业尽快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环境，并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为此，印度舍弃了国家税收，财富迅速流动到企业和企业高管的个人手中。这一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是企业净利润和利润率十分可观，企业未来的发展速度得以腾飞。二是尽管印度软件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国家财富却没有迅速增加。财富都流入企业家的“腰包”里，政府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捉襟见肘”，只好求助于日本来为其发展新德里到孟买的“工业走廊”买单，鼓励国际财团投资印度破败不堪的交通、港口、机场等。免税和减税政策必定是“双刃剑”效应。

  2．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从快速的提升的软件产业中获益，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依然饥馑贫困，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印度的软件服务产业就像印度经济中的“孤岛”：岛内发展热火朝天，岛外却冷冷清清；岛内与国际高端服务业接轨，但岛外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岛内岛外两重天。2007年出炉的亚洲最富有的100人，印度竟然占了37人，超过了日本的27人。财富更加两极分化，拉大了贫富差距。

  这也能够理解，2003年印度大选，当时执政的印人党踌躇满志，满心以为有经济强劲这张王牌，连任必定稳操胜券。但是，选举结果大出所料，更接近民众的国大党和联盟取得了胜利。印人党失去的是占人口70%的农民选票。

  3．印度的软件产业“一枝独秀”，并非像美国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那样，是美国研发的市场延伸，而是依附于欧美大企业获得定单的结果。印度本国的产学研结合依然薄弱，国家创新体系出现错位和缺失。一方面，政府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由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低下而不能转化为产品，占据市场；另一方面，企业过多地关注于国际市场，而对开发国内市场信心不足，造成国内市场大量被外国产品充斥。印度的软件优势无法与本国的科研成果相结合，形成民族产业，只能“沦落”到替外国企业“打工”。

  4．印度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脱离了国内市场，对本国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由于高端服务业的市场主要在国外，本国的需求不旺，加上人才集中在高端，数量并不大，对本国的就业没有显著改善。印度政府一直试图利用信息产业加快农业的发展，扩大农业供求市场的需求，但是，如果印度农业仅仅是满足当地农民的生存，则对贸易市场和国际动态就不会敏感。因此，信息产业对农业的发展，作用是有限的。

  目前，印度政府大力推动电子政务建设，提出要建设覆盖全国所有中央和邦政府部门的大约600个政府管理部门，涉及铁路、航空、港口、机场、税收、股票交易和工资支付等，成为一个内容广泛的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建议所有部门的信息服务建设应占总预算的2%-3%，以期推动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这或许是利用印度强大的软件技术对国内信息化建设的“反哺”。

  5．易受美国和英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每当美国经济好转，印度软件产业的定单就会旺盛。当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泡沫破灭时，印度受到“株连”，软件产业增长幅度一下子掉了下来。另外，印度挤占高端服务业，正好与欧美产业优势“撞车”，要在别人占优势的“一亩三分地”里揽瓷器活儿，又没有自己过硬的“金刚钻”，恐怕难以长此以往。独立性差是印度软件产业最根本的“软肋”。

  6．印度的软件服务企业，特别是前10位的大规模的公司，具备了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企业的品牌在国际竞争中非常“耀眼夺目”，但是这一些企业往往没有自己的产品，企业专利非常少，因而也没有企业独占的市场占有率。因此，印度大型IT企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企业的品牌和产品是悖离的，品牌知名度极高，但却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没有自主创新的产品和独立份额的市场，自主独立性不强，终究是替人“打工”，甚至被国际上嬉笑为“cyber coolie（数码苦力）”。

  7．印度通过发展软件产业带动服务业进而带动制造业的发展道路能否走通，这还只是印度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前车之鉴”的成功经验。如果印度不能在国际市场处于不败地位，而逐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赶上，印度基础设施破败和工业化落后的硬伤便会立即显现出来。因此，印度发展软件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这条路能否走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印度能否在国际服务业市场上占领高端，形成扩张性的软件服务产业链，从而确立优势地位，二是不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赶上。不然，印度的发展道路将更加艰难。

  1．软件外包服务的全球市场十分巨大，切不可小觑这块巨大而且还在一直增长的“大蛋糕”。国内有些人小看了软件外包服务业，认为是替人“扛活”，没有过多的技术上的含金量，认为不应该学习印度软件产业经验，还是该回到国内市场，在信息技术的“高端”打拼操作系统、应用软件、芯片设计那些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并不看好，但对“安全”颇为重要的领域。

  印度发展软件产业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必须要紧紧贴住市场，即使是前期替人“打工”也再所不惜。同时，软件产业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产业，无论是技术还是服务，国际化是企业立于不败的根本保障。我们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走国际化的道路，而作为高端的软件服务业没什么理由不去发展国际化的道路。我们大家可以从“近岸外包”做起，先占领日本、韩国的外包市场，形成与印度相抗衡的力量，然后再不断“蚕食”北美这块印度人的领地。

  2．印度的经验表明，政府在发展软件产业中的作用，不是过多地发挥带动或者引导作用，而是更多地做好服务，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政府在出台任何政策的时候，应该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前景做出测算，切忌照抄其他几个国家的某个百分比当作本国的依据。印度的经验还表明，政府可以在硬环境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软环境建设可以让位给企业的行业协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印度的NASSCOM建设有全国的软件产业统计数据库、自律管理的软件外包服务资质认证和培训、出版各种简讯和书刊、代表企业利益在国际和国内开展各种游说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学习借鉴的经验。

  3．印度“融合式”的软件服务发展道路可以让我们借鉴。印度软件产业用较少的研发投入获得了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和利益，获得的是国际参与程度的提高，自身承担风险的减少，主要输出的是高级智力资源，而对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很小，融入国际产业链的垂直分工中，且逐步拉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

  这一方式与我国的情况不太相同。我国比较强调建立自主型的竞争产业链，通过完整的产业链与西方国家开展水平式的市场占有率的争夺。当然，能有这样的实力更好，但是在服务业，特别是在高端服务业，恐怕我国目前的实力还不够。印度选择的方式更具有可行性，风险小而获利丰厚。

  4．印度倾举国之力打造了“信息之都”班加罗尔，使之成为举世闻名的“印度硅谷”。这一点也与中国大不相同，中国几乎每个省份、每个城市都要发展信息产业，结果是产业雷同，都做不大、做不强。如果说印度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可以借鉴的话，中国的各个城市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布局上要走出自己的特色，展示独有的自信和魅力。

  5．通过对印度软件产业动因分析，能够准确的看出，印度发展软件外包是印度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注射的“强心针”，举全国之力加以打造。印度的软件服务产业非常集中，优势显著。相比之下，我国软件产业分散而弱小，没有一家有印度前六名的水平。我们仍旧是以数量在抗衡质量。要发展中国的软件产业，必须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在国际市场上拼杀，才会产生国际型的大企业。

  6．印度软件快速的提升的动因并不在硬环境上（印度的硬环境至少差距中国10年以上），而是更突出了软实力的优势，包括印度企业的优良管理、印度企业的优质服务、人才培训制度、专业化的契约分工、建立企业的品牌优势等。软件服务产业真正的核心技术并不多，外国公司也从来不会把核心技术拿给印度人外包，其结果，印度软件企业只能追求“核心竞争力”，即确立甩开别的国家与其争夺“饭碗”的竞争优势。

  7．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印之间在软件服务外包领域，竞争远大于合作，即使是相互渗透，双方到对方国家投资软件服务外包业，也还是为了本国企业自身的利益。从印度政府的政策来分析，绝不会在印度软件的“猛虎”后面帮助对其威胁最大的中国“巨龙”。而印度软件产业迅速走向高端，不惜与欧美国家的高端企业相竞争，其目的也是尽快甩掉后面的“追兵”，不让中国等其他几个国家赶上来。

  中印之间在信息领域的合作，如果存在的话，只能在相互都有利益的基础之上。（作者单位：国家科技部）